笔趣屋

甲编·卷五（第1页）

白乐天诗云：“为问长安月，谁教不相离。”“相”字下自注云：“思必切。”乃知今俗作“厮”字者，非也。

秦桧少游太学，博记工文，善干鄙事，同舍号为“秦长脚”。每出游饮，必委之办集。既登第，又中词科。靖康初，为御史中丞。金人陷京师，议立张邦昌。桧陈议状，大略谓：赵氏传绪百七十年，号令一统，绵地万里，子孙蕃衍，布在四海，德泽深长，百姓归心。只缘奸臣误国，遂至丧师失守，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！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，则京师之民可服，而天下之民不可服；京师之宗子可灭，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。望稽古揆今，复君之位，以安天下。”虏虽不从，心嘉其忠，与之俱归。桧天资狡险，始陈此议，特激于一朝之谅。既至虏廷，情态遂变，谄事挞辣，倾心为之用。兀术用事，侵扰江淮，韩世忠邀之于黄天荡，几为我擒。一夕凿河，始得遁去。再寇西蜀，又为吴败之于和尚原，至自髡其须发而遁。知南军日强，惧不能当，乃阴与桧约，纵之南归，使主和议。桧至行都，绐言杀虏之监己者，奔舟得脱。见高宗，首进“南自南，北自北”之说，时上颇厌兵，入其言。会诸将稍恣肆，各以其姓为军号，曰“张家军”、“韩家军”。桧乘间密奏，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，不知有天子，跋扈有萌，不可不虑。上为之动，遂决意和戎，而桧专执国命矣。方虏之以七事邀我也，有毋易首相之说，正为桧设。洪忠宣自虏回，戏谓桧曰：“挞辣郎君致意。”桧大恨之。厥后金人徙汴，其臣张师颜者作《南迁录》，载孙大鼎疏，备言遣桧间我，以就和好。于是桧之奸贼不臣，其迹始彰彰矣。方其在相位也，建一德格天之阁，有朝士贺以启云：“我闻在昔，惟伊尹格于皇天；民到于今，微管仲吾其左衽。”桧大喜，超擢之。又有选人投诗云：“多少儒生新及第，高烧银烛照娥眉。格天阁上三更雨，犹诵《车攻》复古诗。”桧益喜，即与改秩。盖其胸中有慊，故特喜此谀语，以为掩覆之计，真猾夏之贼也。余观唐则天追贬隋臣杨素诏曰：“朕上嘉贤佐，下恶贼臣，尝欲从容于万机之暇，褒贬于千载之外。矧年代未远，耳目尚存者乎！”夫杨素异代之奸臣，则天一女主，尚知恶而贬之。矧如桧者，密奉虏谋，胁君误国，罪大恶极，上通于天，其可赦乎！开禧用兵，虽尝追削，嘉定和戎，旋即牵复，是可叹也。

洪容斋云：“《易》乾坤之下，六卦皆有坎，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。”余谓屯、蒙，未出险者也，讼、师，方履险者也，戒之宜矣。若夫需者，燕乐之象；比者，亲附之象，乃亦有险焉。盖斧斤鸩毒，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，而诩诩笑语，未必非弯弓下石者也。于此二卦，其戒尤不可不严焉。

王荆公新法烦苛，毒流寰宇，晚岁归钟山，作《放鱼》诗云：“物我皆畏苦，舍之宁啖茹。”其与梁武帝穷兵嗜杀，而以面代牺牲者何殊？余尝有诗云：“错认苍姬六典书，中原从此变萧疏，幅巾投老钟山日，辛苦区区活数鱼。”

唐宣宗遗诏立夔王，而中尉王宗实等迎郓王立之，是为懿宗。上尝出宦官请郓王监国奏，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曰：“当时宰相无名者，皆以反法处之。”惊谓公庆及两枢密曰：“主上新践阼，当以仁爱为先，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！若习与性成，则中尉枢密，岂得不自忧乎？”公庆色沮而去，帝怒亦释。庆历中，劫盗张海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。海悦，径去，不为暴。事闻，富郑公欲诛仲约，范文正不可。富公愠曰：“方今患法不举，欲举法而多方沮之，何以整众？”范公曰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，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轻坏之？他日主上手滑，吾辈亦未敢自保也。”富公终不以为然。其后自河北还朝，不许入国门，未测朝廷意，终夜旁徨，不能寐，思范公语，绕床叹曰：“范六丈，圣人也。”文正之言，与杜略同，皆至言也。李斯劝胡亥以烦刑，而身具五刑以死，为人臣者，可以监矣。建炎初，维扬之祸，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，高宗不可，曰：“朕方责己，岂可归罪股肱？”宰相吕颐浩曰：“我朝辅弼大臣，纵有大罪，止从贬窜，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。植发此言，亏陛下好生之德。”乃出植知池州。大哉！高宗之德。至哉！颐浩之论。当时若从植言，潜善等固死有余罪，然此门既开，厥后秦桧专国，必借此藉口，以钮善类，其产祸，宁有极乎！

张文潜云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虽云妇人女子、小夫贱隶所为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。如‘七月在野’以下皆不道破，至‘十月入我床下’，方言是蟋蟀，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？然是诗乃周公作，其超妙宜矣。荆公绝句云：‘昏黑投林晓更惊，背人相唤百般鸣。柴门长闭春风暖，事外还能见鸟情。’盖祖此法。”

王景文云：“有心于避祸，不若无心于任运。”斯言固达矣，然必自反无愧，自尽无憾，乃可安之于命。伊川曰：“人之于患难，只有一个处置，尽人谋之后，却须泰然处之。”东坡曰：“知命者必尽人事，然后理足而无憾。物之有成必有坏，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，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。‘虽知其然，而君子之养身也，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，无不用；其治国也，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，无不为；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，此之谓知命。”

伊川谪涪，渡江，风浪大作，舟中之人皆失色。伊川正襟端坐，神色泰然。既及岸，有樵夫问曰：“公是达后如此，是舍后如此？”伊川登岸，欲与之言，已去不可追矣。余谓惟达故舍，惟舍故达，达是智，舍是勇。夫子曰：“朝闻道夕死可矣。”使未闻道，必有贪生怖死之心，安能夕死而可哉！可者，委顺而无贪怖之心也。“朝闻道”是达，“夕死可矣”是舍，达须是平时做工夫，舍则临事自然如此。

周益公作《胡忠简神道碑》云：“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，义士犹或非之，孔子奚取焉，为万世计也。”盖忠简力诋和议，乞斩秦桧，而绍兴终于和戎，故以忠简比夷齐，以高宗比武王，可谓回护得体。

康节邵子云：“夫子定《书》，以《秦誓》缀《周》、《鲁》之后，知周之必为秦也。”前辈颇不然其说。余尝思之，亦自有理。盖说者皆谓取穆公悔过一念，故特录其书。然作誓之后，彭衙、令狐、汾曲之师，贪忿愈甚，乌在其为真悔过！夫子奚取焉？况二百余年，千八百国之诸侯，岂无一君之贤、一言之几于道，奚独于西戎之君有取哉？盖当是时，周已不可为，而列国又皆不自振，惟秦始大。夫子知周之亡也，诸侯必折而入于秦，故定《书》之末，特收此篇，以微见其意。或曰，圣贤言理不言数，若尔，则夫子亦言数乎？曰，此非数也，势也。夫子尝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乎者，疑词也，谓吾道若获用，则西周之美可寻，不止乎东周而遂已也。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势也。及历聘无逢，自卫反鲁，则道不获行，而势之所趋，有不可挽者矣，安得不悯然寓意于定《书》之末乎！考秦之强，实自穆公始，秦以割地毙列国，非特战国时为然，在春秋时已然矣。《左氏传》曰：“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。”又曰：“秦始征晋河东，置官司马。”此皆薪不尽、火不灭之兆也。周亡而秦兴，已粲然在目中矣，孰谓夫子而不知乎！且非特定《书》为然也，其删《诗》亦然。十五国风，莫非中国之诗也，吴楚流而入于夷狄，则削而不录。秦与吴楚等也，独存其诗。今观列国之风，大抵流荡昏淫，有日趋于亡之势，惟秦始有车马礼乐，其诗奋厉猛起，已有招八州毕六王之气象，夫子存而不删，岂无意乎？

王荆公少年，不可一世士，独怀刺候濂溪，三及门而三辞焉。荆公恚曰：“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！”乃不复见。余谓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，自处太高，故欲少摧其锐，而不料其不可回也。然再辞可矣，三则已甚。使荆公得从濂溪，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，以消释其偏蔽，则他日得君行道，必无新法之烦苛，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，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。呜呼！岂非天哉！

秦虎视山东，蚕食六国，不知六国未灭，而秦先灭矣。何也？始皇乃吕不韦之子，则是赢氏为吕氏所灭也。司马氏欺人孤寡，而夺之位，不知魏灭未几，而晋亦灭矣。何也？元帝乃牛金之子，则是司马氏为牛氏所灭也。《春秋》书莒氏灭鄙，义正如此。胡致堂欲用《春秋》法，于《始皇纪》便明书吕氏，《元帝纪》便明书牛氏，以从其实。

景公千驷，不及夷齐。颜子一瓢，乃同禹稷。孔孟垂教，深切著明，而后世利欲之私，至于包括天地，蔽遮日月。太史公曰：“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天下嘻嘻，皆为利来。”吁！可哀也哉！

舜诛四，周公诛二，赵广汉诛一原褚而颖川服，尹翁归诛一许仲孙而东海服。赵、尹固不足道，而所以用刑者，则舜与周公之术也。彼渭水尽赤，血流波道者，独何为哉？

学不必博，要之有用；仕不必达，要之无愧。学而无用，涂车刍灵也；仕而有愧，鹤轩虎冠也。

楚不以白珩为宝，而观射父之作训辞，左史倚相之道训典，乃楚之至宝也。齐不以径寸之珠为宝，而檀子之守南城，分子之守高唐，黔夫之守徐州，种首之备盗贼，乃齐之至宝也。故忠贤才识之士，谓之宝臣。若无宝而不之求，得宝而不之识，有宝而不之重，弃荆玉而喜燕石，贱周璞而藏郑鼠，国之不亡者，幸也。

杨诚斋云：“人皆以饥寒为患，不知所患者，正在于不饥不寒尔。”此语殊有味。乞食于野人，晋重耳之所以霸。燎衣破灶而啜豆粥，汉光武之所以兴。况下此者，其可不知饥寒之味哉！

张子韶对策，至晡未毕，貂促之。子韶曰：“未也，方谈及公等。”故其策曰：“阉寺闻名，国之不祥也。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，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。竖刁闻于齐而齐乱，伊戾闻于宋而宋危。”